当建行、农行3个月前相继宣布将理财子公司的注册地初步定深圳时，一场暗流涌动的京沪深理财子公司争夺战，已经打响。
正如上市银行公告都要在注册地之前加个“拟”，这个“拟”字包含了这场争夺战尘埃落定之前的一切变数。
此前公告称将理财子公司（农银理财）注册地拟定为深圳的农行，目前正考虑将注册地回迁为总部所在地北京，而且“回京”或是大概率事件。
深圳“嘴边的鸭子”可能要飞走
农行理财子公司十有八九是要撤回去（京）了，深圳这边知道后极力挽留，但是也没办法。所以也很紧张，怕建行撤回去。但据我所知，建行的理财子公司应该仍留在深圳。
迫于监管考量等各种压力，农行理财子公司选择不出走总部所在地北京。
也就是说，悉数公告设立理财子公司的国有六大行，除了注册资本不超过150亿元的建行理财子公司落户深圳，注册资本不超过160亿元的工行理财子公司未披露注册地，农行（120亿元）最后和中行（100亿元）、邮储（80亿元）、交行（80亿元）一样，均留在了母行总部所在地——农中邮在京，交行在沪。
照目前公告设立理财子公司的近20家商业银行情况来看，大部分理财子公司从规格上说，都是银行的全资一级子公司（只有重庆银行和广州农商行是控股子公司），注册资本10亿元~150亿元，股份行与大行均在50亿元以上。高规格、高注册资本、含金量十足的牌照，无疑成了一线城市拼尽全力争夺的对象。即便最后农银理财确定回京，不拥有大行总部优势的深圳在这一轮理财子公司角逐中，也展现了高竞争力。
深圳市政府在今年1月印发了扶持金融业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，从坚持服务导向、优化金融政策环境；发展金融总部经济；支持金融企业分支机构落户并精细化发展；规范发展新兴金融业态、丰富金融市场层级；培育引进创新型金融机构，完善配套金融支持体系等五大方面列出了33条实质性举措，意图吸引集聚优质金融资源。
具体举措包括但不限于：对实收资本超过10亿元以上的单个企业一次性落户最高奖励5000万元，此外还会给予搬迁费用补贴；后续还会因业务发展而启动增资时，给予增资奖励；并支持有条件的金融企业按规定申请购地建设本部自用办公用房；金融企业总部需要购置或租赁自用办公用房时，市政府给予必要资助等等。
此外，专门针对金融人才，深圳市政府同样出台了相关扶植政策：包括高层次人才和新引进人才经评定后，可享受人才安居、子女入学和落户等待遇。
经官方初步核算，2018年深圳市金融业增加值超过3300亿元，占全市GDP比重约为13%；实现税收约2200亿元，占全市税收总量的比重超过24%。截至2018年末，深圳共有37万金融从业者。
农行理财子公司从深圳撤回北京，核心因素是北京政府以及当地监管的挽留。“嘴边的鸭子飞走”也更加引起深圳方面的“紧张”。深圳为挽留建行理财子公司以及吸引其他理财子公司的落户，“启动了较高规格的游说和努力”。
深圳监管环境整体比较务实、宽松。深圳的竞争力一方面是政策好，另一方面是市场化程度高。
金融总部争夺战激烈京沪深各握一张牌
粗略统计，目前已有近20家银行（含非上市行）对外披露了预设理财子公司的选址情况，除了母行总部所在地，商业银行的选择范围几乎都定在了京沪深。而事实上，目前不少银行在为理财子公司预招人时，都着重配置京、沪、深三大金融要素集中区。
北京和上海则有传统的优势。首先，北京作为较多上市银行的总部聚集区，具有离监管部门最近的信息优势和沟通优势，同时在京设一级子公司，或许也更容易满足母行的战略布局；而上海则具有天然金融市场交易对手聚集优势，银监会“4号文”（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整治银行业市场乱象的通知》）下发之前众多银行资管业务团队均集中于上海，投研实力集中度亦较高，而这也促成了多家非上海股份行、城商行计划在沪设立理财子公司。
业内人士表示，深圳在与监管沟通的便利性和金融人才储备上皆略逊于京沪，但在地方政策灵活度、市场化意识的软实力构筑、离岸辐射程度上，皆优于其他竞争者。
在大湾区各城市中，深圳凭借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，几乎是最早推出一系列税收优惠、政策激励、人才激励、配套支持等招商政策，对包括金融、科技在内的各类型企业形成了聚集效应。一个有据可查的例子是：深圳前海2013年注册企业增加值只有49.9亿元，而到2018年，这个数字达到2000多亿元。
除了深圳，其他同样没有金融机构总部聚集优势的地区，都在想尽方法吸引盈利能力较强、纳税大户的金融机构或分支落户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，已有济南、青岛、大连、广州等城市加大对金融机构落户当地的奖励或补助，其中以济南市补助力度最大，最高补助金额达1.2亿元，而大连市的补助也已高达1亿元
业内人士认为，京沪深对理财子公司的明争暗夺，只是全国各地打造现代经济核心支柱金融业的大潮中，一个并不让人意外的缩影。
